貧僧有話要說十八說 我的新佛教改革初步

貧僧有話要說十八說 我的新佛教改革初步

文/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

我革新佛教運動是一生志業,當為一個出家人的完成,就是一切都是「為了佛教」。

其實,我青少年的時期,非常懵懂無知,從小跟隨外婆到庵堂,知道佛教有個觀音老母,連釋迦牟尼佛的名字都沒有聽過。十二歲在棲霞山出家,寺院裡中間的佛殿也不叫大雄寶殿,而是叫「毗盧寶殿」,中間供奉了毗盧遮那佛。

當然,我追查這尊佛和我們出家人是什麼關係,前輩學長們都說,毗盧遮那佛就是法身佛,另外還有一個報身佛,釋迦牟尼佛只是應現者。他是二千五百年前,出生在印度的應身佛。當時貧僧非常的幼稚,為什麼一尊佛又有法身,又有報身,又有應身,這許多不同名稱,又有什麼分別?實在不容易明瞭究竟。

後來,年齡漸漸成長,知道僧徒不能給社會譏為無業遊民,也不能讓佛教的信徒們感覺出家人寄佛偷生。覺得佛教要從事生產,應該要革新,僧徒要有生活的機能,比丘應該要能做醫師、教師、傳教士等;比丘尼也是要能做教師、護理,要能參與著書立說等弘法利生的行列。

熱愛運動的大師為球賽開球。 圖/法堂書記室提供

熱愛運動的大師為球賽開球。 圖/法堂書記室提供

我在棲霞山七、八年的歲月,也知道了佛教不能只靠念佛誦經,應該要教育,所謂要五育並進,尤其是體育。沒有健康的身體,一些年輕的僧侶,都是閉目養神,好像老僧入定,這樣子就能復興佛教嗎?

我沒有別的能量,那時候因年紀小,雖然也曾做過學院的自治會會長,但也只能想到做體育的倡導者。現在,社會人士都知道貧僧喜好籃球,其實貧僧不是喜愛籃球,只是覺得籃球的運動,適合佛教青年的學習成長,比較容易接受。

尤其,我從青少年就知道佛教團結的重要,因為打籃球需要有團隊精神,不是求個人表現,必須集體創作,要替隊友製造機會,彼此相互的同心協力,爭取勝利。打籃球,可以革除佛教僧青年的許多毛病。

例如:大家動作緩慢,可是籃球都講究一秒、零點幾秒的時間,要非常迅速,而僧青年精神渙散,不集中精力讀書、工作,透過打球可以激發人類的潛能,非得要積極迅速、勇猛向前不可。

我又感覺到,僧青年都有很多的理由,不肯認錯。在籃球場上,只要教練的哨子一吹,犯錯的人,立刻舉手,還要向對方行禮道歉,這合乎佛教懺悔滅罪的意義。打籃球和佛教的教義,又有什麼違背嗎?就是說投球吧,打籃球並不是完全只靠力道、奮勇,要有心力,所謂境隨心轉,心中動念,籃球進網得分。體育運動,就是我革新佛教運動最初的想法了。

及至十八歲到了焦山,更受新思潮的影響,我知道了五四運動,知道了三武一宗的教難,知道了太虛大師「教產革命」、「教理革命」、「教制革命」的三革運動,我覺得要爭取佛教,非此不可。我也知道印光大師的三濫,所謂「濫收徒眾」,「濫傳戒法」,「濫掛海單」,我也很同意,但我認為,這還不是革新佛教最緊要的問題。

革新佛教,需要為佛教辦幾所大學,為佛教辦幾所醫院,為佛教辦幾家報紙,為佛教辦幾間電台(那時候還沒有電視),甚至於為佛教辦許多的農場、許多的工廠,僧徒要自食其力。當然,更要發心為社會人間服務,那是發心菩薩道不可少的行為。我就想到,要到大街小巷貼許多的標語,喚醒民眾對佛教信仰的注意,我也希望自己雖沒有力量去出版報紙書刊,至少能張貼壁報在重要的車站、人船碼頭,讓民眾了解佛法的真義。

太虛大師籌組「中國佛教會會務人員訓練班」時,他曾說過:「佛教要靠我們青年僧伽」,這是我那個時候最欣賞的名言了。可惜,在太虛大師即將被選為中國佛教會會長的前數月,就在上海圓寂了,當時他才六十歲。我為此真是如喪考妣,幾乎數日間,精神恍忽,覺得天地日月無光。這一段時間,好像是我的生命中感到最低潮的時日。

後來承蒙蔭雲和尚的賞識,他看了《怒濤》月刊,知道我們這許多青年的志願,就把南京華藏寺,交給我們主管,做為佛教革新的基地。我們青年僧中,最初有智勇法師領頭,從焦山來的能培、敬三、惟春,甚至從普陀山聞訊而來的煮雲法師,都來參加我們的行列,一起為革新佛教跨進一步。我們提倡「僧伽新生活規約」,寺中一些以經懺為業的僧眾,對我們敢怒不敢言。

華藏寺位居南京侯家橋,距離現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不遠,不到一、兩公里。當時裡面已經有小小一座織布工廠,還有益華文具店、熱水供應站等設施。據說,當初在左近的數條街道土地都是寺方所有,後來住持吃喝玩樂,把它一一的變賣,使得華藏寺蒙受了法門不興的名譽。

我們希望把華藏寺的房地產收回來一部分,尤其是位在清涼山那一塊七公頃的土地。於是特地花了十石米的價碼,請來南京最有名的黃龍律師到法院訴訟。因為南京市政府強徵了我們的土地,預備做南京市第六中學。我想,要辦教育,我們也可以自己來辦,政府想辦,就去辦政府的學校,佛教辦佛教的學校。於是我們設立了華藏學校,為佛教來做一些改革運動。

可惜,國共戰爭開始,讓所有的美夢都破碎了,不得已,我們這一群青年也各自分散了。煮雲法師先回普陀山;曹敬三也隨軍不知道到哪裡去了;惟春、松風也不知道給國共兩黨哪一方逮捕,生死無法得知;智勇法師要去組織僧侶救護隊救護傷亡,把華藏寺主持交由我承擔。

因為朋友、同學都已分散,個人辦事業難成,在為前途徬徨徘徊的時候,智勇法師突然放棄僧侶救護隊,我這個人一向不喜歡退票,他雖是我的同學至交,我也不喜歡他這種臨場退票的性格,於是自告奮勇,繼續未完成的僧侶救護隊工作,把主持交由我在焦山的學長現華法師擔任。

那是民國三十七年(一九四八)的冬天,共產黨稱為「淮海戰役」,台灣稱為「徐蚌會戰」的這一場戰爭開戰,兩軍各投入了五十萬的軍人,在沙場撕殺,傷兵死屍難以估算。在臘月寒冬的南京下關鐵道旁,有許多死屍堆。我們想,不能把這許多死屍暴屍在外,應該給予埋葬。但是有人說,這個不合理,這許多死難的居民,假如家人要來收屍,我們把屍體都埋葬了,讓他們的家人都找不到。你們要做救護工作的,應該要組織專業的訓練。

大師站在雷音寺門口。 圖/法堂書記室提供

大師站在雷音寺門口。 圖/法堂書記室提供

到哪裡訓練?有人說,到台灣。台灣在哪裡?其實貧僧也不知道,不過有人這樣說,也讓我覺得做救護工作確實需要訓練。就這樣,在民國三十八年(一九四九)春節新年期間,貧僧來到了台灣。很多人以為我是從軍來台,事實上我是參加僧侶救護隊來到台灣,我不是軍人,這一生沒有拿過槍,沒有打過一發子彈。後來,共產黨成立了新中國,我因在台灣,變成有國難歸,有家難回,只有在台灣落腳。

我們是在早晨到達基隆港,聽說晚上才會有車子送我們到台南訓練。期間就有人說要到台北一下。我問,台北在哪裡?他們用手一指,我以為台北大概只有幾百公尺。我說,你們快去快回。哪知道,有近二十人,一去就不回了。

所謂「到台灣訓練」,是因為貧僧的師父志開上人和孫立人將軍交誼很深,所以稟告了孫將軍。當時他在台灣擔任軍官訓練的工作,交代我們到台南待命等他約見。到了台南,等了一、兩個星期,他只來電話關心一下,後面就沒有消息。我們三十餘人中,大約十餘人不告而別,眼看僧侶救護隊已經沒有辦法成功,貧僧只有跟大家說,大家都各奔西東吧!

貧僧想,在台中寶覺寺,有我的學長大同法師在那裡當監院,他曾跟我通信,說他想要辦三千人的佛學院,邀約我到台灣來教書。我知道他的言詞太過誇大,那時候佛教還沒有條件能辦千人以上的佛教學院,也就沒有跟他回應。這時,因為前途茫茫,也只有去找他商量未來的去路。到了寶覺寺,才知道他在兩個禮拜前,因為匪諜嫌疑,已經逃往香港。訪友未遇,在台灣,貧僧就再沒有朋友、熟人了。

後來,貧僧又拜訪好幾家在大陸知名的台灣寺廟,他們都拒絕接受我們掛單。到處碰壁多次以後,承蒙圓光寺妙果長老跟我投緣,大概也由於他的徒眾弟子中,如智道法師幫忙事先說了多少好話,妙果長老一見到我們,就悄悄跟我講,你可以住下來。有人這樣親密盛情邀約,我就這樣掛單在圓光寺裡。

這個時候,台中有一個《覺群》周報,是太虛大師在上海創辦,由大同法師把它帶來台灣,因無人編輯,要我前去幫忙。我只編了一集,聽說就受到安全人員監視。有人跟我警告,我也不敢再前往台中了。不過,為了佛教革新運動,鼓吹佛教走出山門,走向社會,剛巧在台北有一個《自由青年》周刊,我就不斷寫文章投稿。

不久,台灣的治安單位逮捕有匪諜嫌疑的出家人,包括慈航法師等一百餘人,都被囚禁起來。經過多人營救出來之後,我們也不敢替寺方再製造麻煩,只有幫忙寺方做一些苦行工作。一年多後,到民國四十年(一九五一),貧僧到了新竹青草湖擔任教務主任。

這是因為創辦人大醒法師中風臥床不起,不能語言,住持無上法師是一位頭陀苦行的行者,對教育他也不敢聞問,就全權給我負責。大概有六十名學生,四眾弟子都有,我請心悟、心然兩位法師,一位擔任佛學教師,一位擔任佛教史教師,我教授國文。其它的世俗學科,皆由當時石油公司研究所幾位科學家,如:李恆鉞《向知識分子介紹佛教》的作者、程道腴等人教授。

我想革新佛教,需從教育著手,還是開始提倡體育。支援我的信徒,王鄭法蓮居士,從台北送來乒乓球桌、乒乓球和排球等運動器材。記得我拿了排球教學生們打球,所有的學生一個個都往後退,不敢碰球。我想想,真是感慨,當初年輕的時候做學生,想發揚佛教徒要有體育運動,遭受院方開除;現在我做了學院的負責人,提倡體育運動,學生不敢碰球。這個佛教革新,未來的前途又在哪裡呢?後來講習會搬去台北,我也藉此機會離開了。

雖然受警方監視,不過從青草湖開始,貧僧就到街頭講演,從事傳播佛教。民國四十二年(一九五三)新春左右,受到佛教派系的排擠,我才應宜蘭居士們的邀約前往講經。

當時,每週六舉辦念佛會,我為大家講說《普門品》,本以為也只是一個臨時幾天的過程,還是會要離開的;但是人的因緣,難以料定。講過之後,男女老少都再三挽留,幾乎跪地請求,不要我離開。

大師至宜蘭雷音寺弘法,開創復興佛教的新機運。 圖/法堂書記室提供

大師至宜蘭雷音寺弘法,開創復興佛教的新機運。 圖/法堂書記室提供

可是一個小型的雷音寺,佛殿也不過三、四十坪,一百名的信徒念佛,都要站到殿外的走廊,裡面供奉大小佛像、神像一百多尊。我當然不能忍耐這樣複雜的信仰,既然要弘揚正法,要以禪坐、念佛為宗,我就把雷音寺裡所有的順風耳、七爺、八爺等神像,以及那許多肅靜、迴避牌子都收藏起來,讓佛堂單純一點,供人禮拜。我主張神佛應該要分清,不要讓人對神佛同等的看法,甚至把貧僧當為神壇的工作人員。

這一個舉動,又驚動了地方另外的一幫人士,他們認為我這種行為大逆不道,幾乎快被雷音寺管理人驅逐離開宜蘭。我為了弘揚正法,你要想趕我離開,我倒反而立志不要離開。不過,那時候宜蘭的佛教徒,尤其李決和、林松年等青、中年擁護我的人也多,讓我有機會在宜蘭繼續展開了青年學佛運動,和佛教走上社會的弘法。

後來,把週六念佛會改為宜蘭念佛會,貧僧也不曾要求擔任什麼名義,為他們建設講堂,將住在寺裡的三家軍眷,請他們搬家離開,還給寺廟一個莊嚴寧靜。宜蘭小鎮雖小,但是大家非常的純真,我也很樂於住在宜蘭。這時候,覺得可以進行革新佛教運動的開始。

最先,貧僧辦了一個文理補習班,接著繼續辦文藝班,後來宜蘭中學、宜蘭農校、蘭陽女中、陸軍通訊兵學校的老師們都來參與我的活動。有了這許多老師的支助,一下有了很多的知識分子,念佛會忽然改觀了。雖然在一個小小寺院裡,甚至借用丹墀戶外的場地,我就辦起歌詠隊、兒童班、學生會、弘法隊,每天幾乎是像個學校一樣,弦歌不斷。

全台灣第一支佛教青年歌詠隊。 圖/法堂書記室提供

全台灣第一支佛教青年歌詠隊。 圖/法堂書記室提供

那許多的青年學子,我讓他們參與到鄉村傳教,從基隆瑞芳、候硐、菁桐坑(菁桐)、頂雙溪、福隆,一直到頭城以南,羅東、蘇澳等地,這一條宜蘭縣的鐵道,完全成為我們的道場。那許多神道寺廟也都配合我們,把他們的殿堂借出來給我們使用。尤其,各火車站的站長如謝克華,甚至運務段的段長張文炳,也成為佛教徒。有時候到各處去傳教,買不起火車票,他們認為我們在淨化人心,對社會有益,都從另外一個方便門,讓青年弘法隊員進出,節省了很多的車馬費。

前後我在那裡二十餘年,以這樣的基礎,這許多人士,加上為我譜曲、教授音樂的楊勇溥等諸多信徒,散播台灣各地,把念佛會的一些方法傳播開來。例如:馬騰、王普有到了岡山,受到周羅漢的支持成立了念佛會,現在我在岡山的講堂,就是周羅漢的家宅。其它虎尾念佛會、龍岩念佛會、台北念佛會、頭城念佛會、羅東念佛會等,也這樣相繼的成立了。

由於各地念佛會的幹部,都在宜蘭受過基本的正信佛教訓練,台灣的佛教就慢慢的改觀。雖然受到警察一些干擾,地方人士對我的疑慮,但是當我們的車隊,用三輪車裝上大喇叭出去宣揚:「我們的佛教來了!各位父老兄弟姐妹,我們的佛教來了!我們的佛教來了!」在那個蔣夫人領導的基督教弘揚勢力之下,我們能可以苟延殘喘,把佛教也能逐步的發展,把佛教叫得這麼響亮,實在說,對於台灣佛教歷史研究的人士們,應該要注意到這一點。

從此之後,台灣的傳戒、大學裡的社團、電台有佛教之聲等節目;李炳南在台中樹立的佛教蓮社,煮雲法師在鳳山的弘化,廣慈法師在澎湖的傳教,在台北一些大陸來的長老們,都能動員講經說法;以及林錦東、林大賡、外省的周宣德、朱鏡宙、趙恆惕、立法委員董正之,仗著在政府地位聲望很高的章嘉大師為背景,台灣佛教的活動一時蓬勃發展,欹歟盛哉!一大事因緣,我感覺到新佛教運動好像就從台灣開始了。(二十說之十八,2015.3.27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