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年前，我曾經在《天下》雜誌上，看到一篇題為〈媒體讓台灣往下沉淪〉的文章，這篇文章一直在我心中久久難以釋懷。媒體人都是國家的棟梁，都是社會的精英，為什麼他們會使台灣往下沉淪呢？我想，是因為有一些不正派的媒體，他們把優良的媒體本質掩蓋了。這些媒體，總是報壞不報好，報假不報真，報惡不報善，報非不報是，為了取悅讀者，不顧國家的前途、社會的風氣，讓「台灣最美的風景」都變得不美了，那是非常不當的事情，也難怪《天下》雜誌要出專刊，慨嘆說媒體讓台灣往下沉淪了。

記得天下文化創辦人高希均教授在《遠見》雜誌上，發表了一篇〈我的台灣夢：出現《更正報》〉，裡頭提到：「有《更正報》，受委屈的人找到了救星。他們終於可以在另一份報紙來辯護。」後來又在〈政客變君子，台灣走出政治霧霾〉一文中，再提到：「透過不實指控，製造對立，造成社會不安，其中以民代、傳媒、動嘴、動筆者為多。」《聯合報》的元老張作錦先生也說：「媒體不走邪惡之路，是基於對一種價值的信仰，並自願長期、忠誠的護衛。」評論家南方朔先生也說：「當媒體變成一種消費品，而不再是社會的公器，這時候，媒體只會將一個社會拖向平庸和無聊化的深淵。」從這許多文化人的言說裡，讓我們看到了台灣媒體的現狀。

新聞媒體有言論的自由，這是不容易讓人來否定的，但是媒體的自由，還是要有規範，不能侵犯別人的隱私，假造別人說的話，極盡造謠中傷；如果媒體認為這也是自由，那就是錯誤了。

前不久，天主教教宗方濟各訪問菲律賓，其時，也正是我在菲律賓籌建光明大學的會議中。聽聞有記者請問教宗，對於不久前，法國漫畫雜誌《查理周刊》遭受伊斯蘭教恐怖分子射殺的看法？教宗回答說，新聞有言論自由，宗教也有信仰自由，不能以言論的自由來侵犯別人信仰的自由。就像有人毀謗我的母親，他可能也會吃上一拳。

教宗這樣的回答，實在不愧是一位天主教的領袖，四平八穩，彼此顧到，非常公平公正。因為當今此世，許多人都錯解了「自由」的意義，以為只要我喜歡，有什麼不可以？事實上，你歡喜是可以，但不能妨礙別人的自由。

所以，現在許多人濫用了「自由」，以自我認為的自由來侵犯他人的自由，實在不當。今後的世界要和平，社會要和諧，必須要大家先尊重別人的自由。

佛教釋迦牟尼佛制訂了很多的戒律，出家人有出家人的戒律，在家佛弟子有在家佛弟子的戒律，但是很多人都害怕受戒，認為戒是不自由的，受了戒，殺生不可以，偷盜不可以，婚外情不可以，妄語兩舌不可以，太不自由了。

實際上，在佛教解釋「戒」這一個字，是自由的意思。戒殺，就是要你不侵犯別人的生命，要尊重別人生命的自由；不偷盜，就是要你不侵犯他人的財產，要尊重別人財產的自由；不婚外情，就是要你不侵犯別人的名節，要尊重別人的家庭、身體、名節的自由；不妄語，就是要你不要毀謗傷人，要尊重他人名譽的自由。所以，戒是給別人自由，也是給自己自由。

讓我們到全世界的監獄裡面去做個調查吧，為什麼受刑人被關閉了？國家法律剝奪了他的自由嗎？就是因為他傷害了別人的自由。假如說我們自己不侵犯他人，不妨礙別人的自由，又有誰會來侵犯我們的自由呢？

因此，今天的台灣，如果媒體都能公正無私，不侵犯別人的自由，尊重法律上的人權保障，那麼媒體可以救台灣，台灣也就跨進一大步了。

不過，要媒體人救台灣，也先要社會提升讀者的人文素養，提升閱讀的品質，不要媒體報導聳人聽聞、揭人隱私、以真報假的新聞，要求真、求善、求美；有好的讀者，自然就會有好的媒體。

在台灣，我們經常聽到人說：「今天電視不好看。」為什麼？「立法委員沒有打架！」那麼記者就必須要報導打架的新聞，來取悅觀眾。又有讀者說：「今天的報紙不好看，沒有什麼殺盜奸淫的社會新聞！」那麼報社為了讓它的報紙有銷路，就是沒有殺盜淫亂的新聞，也要儘量地製造出一些事故來。所以，台灣的媒體到了這個程度，民眾也應該負一些責任。

據我所知，民國以來，有不少優秀的媒體記者，如：中國《大公報》的張季鸞、王芸生，《庸報》的董顯光、《大晚報》的曾虛白，一直到台灣早期《公論報》的李萬居、《立報》的成舍我、《中央日報》的馬星野、《自立晚報》的吳三連，還有《聯合報》的王惕吾，也提倡正派辦報；就是《中國時報》的余紀忠，對於公益、環保、水利，也熱心護持。可以說，他們都是這個社會真正的中流砥柱，以文字主持公道的「筆陣群」，他們的功績不但流傳在社會，也深入到人心。甚至於世界上也有一些報紙，如《紐約時報》、《洛杉磯時報》等等，他們的報導客觀，議論持平，對世界深具影響力，如果要頒發「普立茲獎」，這許多的報人，都可以成為世間的典範了。

貧僧對媒體的尊重，在四十年前，就曾經想要舉辦類似「普立茲獎」的新聞獎，以鼓勵媒體人，但是有人怪說這是我們想要收買記者，所以後來就不敢進行了。

直到前幾年，因為貧僧老矣，自覺對社會有義務、有責任，所以籌設了「公益信託教育基金」，並且設立了「真善美新聞傳播獎」。為了讓媒體都能走上真善美的境界，我邀請高希均教授、張作錦先生等人做評審委員，給予優秀的記者獎助。現在已經六屆過去了，我從來沒有干涉過一件事，也沒有推薦過一個人，就讓高教授他們那一班委員公平公正地去審核。

為什麼要設置這個獎項？主要的，是希望讓社會有公義、有公道，讓一些有為的媒體記者，在這一個時代裡，能以他們的筆桿救國家、救社會、正人心，做為社會的導師。

現在台灣的媒體，從過去的社會新聞，到內幕新聞，到隨意報導，顛倒是非，造謠惑眾，這是台灣的命運呢？還是記者太過於要討好閱聽人尋求刺激的心理呢？

二十年前，有一次我跟隨團體到日本去參拜寺院。有一天，其他團員都出去了，我沒有外出，就在飯店裡。無意間，我打開電視，見到兩位老教授，一位是中村元，另外一位已忘其名，他們正在對談生死問題。節目從八點鐘播放到十一點，中間沒有廣告，也沒有第三人出現在畫面上，就只是兩個人在那裡討論著生死，內容深入專研，讓人不禁動容。那一天，整個上午，不但讓我對於人生的去來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，身心的平靜、安詳、自在，更是至今難忘。

這就讓我想到，其實我們台灣的媒體，報導新聞也不需要那麼樣的緊張、那麼樣的急迫、那麼樣的激烈、那麼樣的聳動；反過來，能把這種優閒、安靜的知見，散播給社會，還可以說台灣的媒體不能救台灣嗎？

當然，我們都知道，現今媒體的經營，有它的困難；不過，世界上的媒體也都有國家給予補助，必須要幫助政府推行政令、改善風氣。既然報紙不必自立為生，它就應該和政府緊密合作，像學校教育一樣，對這個社會實行社會的教育。如何實行社會教育呢？報壞事，更要報好事；報壞人，更要報好人；報惡行，更要報善行。

我記得，美國聖地牙哥曾經有一條擱淺的鯨魚要野放，《中國時報》給予全版特寫，溫馨、可愛，至今多少年來，始終讓我難忘；過去台灣的紅葉少棒，震驚天下，《聯合報》的追蹤報導，也讓我感覺到，做一個台灣人真是與有榮焉。

假如說像這一類的新聞能再多一點，每天都有，或者對於小人物的行事，像愛心菜販陳樹菊、青年公益家沈芯菱、世界盃麵包大師賽金牌得主吳寶春等等好人好事，能多給予報導，必然對社會人心的安定，能起到正面的作用。

我是國民黨的黨員，這我不否認，但我的想法是超越黨派的，覺得黨派可以為理念、為政見去爭取權利，但是不應該傷害人我的和諧。尤其我們不要讓台灣的媒體，成為政治人物利用的工具。現在每天打開報紙，一眼看去，全篇都是政治人物對他人不負責任的毀謗批評，很少有小民的故事。

實際上，我感覺到，在這一個社會裡，青菜蘿蔔的價格、牛奶麵包的品質，也都是與全民的生活有關。假如媒體能把政治新聞減少到只有一、二成，讓全民的生活所需，在報紙上有廣大的篇幅報導，政治的衝突減少了，社會的和諧也就增加了，這不就是台灣得救的開始嗎？

我自己也知道，「真善美新聞傳播獎」聲音太小，甚至於連我們國內的記者先生們，不知道有這一個獎項的，可能也大有人在。所以，我很願意讓媒體人自己組織一個公平公正的委員會，由委員會來主持頒發這一個獎項。我想，媒體自我自力自救、自我訂立公約、自我自立期許，也是重要的發展，假如有這樣的活動需要獎勵，貧僧也極願意支持。

像貧僧數十年來許多沒有說過的話，記者都說是我說的；不是這一回事的，也都說成這一回事，如同驢頭不對馬嘴。就舉一個例子說，最近山西運城關公像來到佛光山，我連雕像都還沒有看過，就有人說我因為關公沒有青龍偃月刀，拒絕接受；這個說詞不曉得從何而來？但是，像我們這樣一介小民，對於這許多事情，也只有徒嘆奈何了。

所以，貧僧今日的微弱呼號，也不光是要記者們救讀者、救社會、救台灣。大陸的人民不是說嗎？「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！」對於台灣這個美麗的風景，我們的媒體又為什麼不藉機來發揚呢？

我曾在書上看過一個文人的小故事，說給大家自勉。故事這麼說：
有一次，閻羅王進行審判。首先，他說：「張三！你過去在人間造橋鋪路，行善積德，讓你再到人間做人！」接著又說：「李四！你過去殺人放火，判你到十二層地獄受苦五年！」「王五！你過去在人間詭計多端，陷人於不義，判你到十四層地獄受苦十年！」排列在最旁邊的是趙六，閻羅王毫不留情地出口就說：「趙六！你到無間地獄去吧！」

趙六聽了很不服氣，就說：「閻羅王，什麼人做了好事，你判他做人倒也罷了，但是那許多殺人放火、陷害於人的，你判他五年、十年，而我只是一個文人，寫寫文章，做做報導，為什麼要把我打入十八層無間地獄呢？」

這時候，閻羅王就說了：「你身為文人，成天繪聲繪影，造謠生事，很多人就是因為看了你寫的文章，夫妻吵架、家庭不和、朋友絕交……，對今後的社會起了許多看不到的不良影響，所以你的罪過很嚴重，不墮無間地獄不行啊！除非等到你過去寫的文字在這個世間上消滅了，你的罪業才可以減輕。」

總之，我想，媒體要救台灣！台灣人民的心靈如果都能向真、向善、向美，大家不就都升天堂，不會下地獄了嗎？

佛光山所以今日能成為台灣佛教的重要道場，其中也有台灣媒體幫忙宣揚的助力；今日貧僧能小有名氣，為社會的公益盡一份心力，也是靠著媒體給我的鼓勵，才能成長。但是，不可諱言的，媒體加之於我們的傷害、冤枉也不少。

比方說，過去台灣的社會異議人士發動群眾包圍佛光山，在他的說法，是我們把路堵住不給村民行走。事實上，他指的那條路本來就屬佛光山所有。甚至我們為了方便村民通行，還特地開設了另外一條道路。偏偏他還是不認輸，硬是要說我們堵住民眾的去路。不得辦法，最後我們只有把土地所有權狀都拿出來給記者看。

萬萬沒想到，第二天報紙一刊登出來，說法竟然和我所說完全相反。我就質問那個記者：「昨天不是跟你講了，也給你看過了嗎？」他說：「我確實是照你所說的去寫啊！我不知道今天發表出來會是這樣。」
總說一句，媒體人不知道為社會小民申張公平正義，民眾沒有獲得國家法律的保障，也沒有獲得社會媒體的護持，都是在委屈不平裡飽受壓力，連呻吟訴苦的機會都沒有。或許，這就是因為台灣到現在還沒有一份《更正報》的原因啊！

我對於媒體報導的詳實，有以下兩點建議：

第一點，要做雙面調查，不要輕易地給人加上一些罪名，真實的，就要據實報導，凡事一切都要讓它還原。希望媒體不要做「製造業」，要去解決問題，而不是再生出問題。

第二點，希望媒體人能多做一些功課、多承受一些辛苦、多培養一些素養，對一則新聞要能深入去了解，不要輕率報導。社會太多的不公不義，連空氣品質都不正常，大家呼吸到的不是新鮮空氣，又怎麼會有健康的身體、健康的社會呢？

我覺得，做一個媒體人，公平正義是基本的道德、條件。回憶起過去多少的報人、多少的記者，他們向權威挑戰，向危險去闖關，向真理去求證，所以到最後他們都成為一個名記者。

在今日社會裡，我們報紙的讀者，文化水平還不夠，人文素養還不夠，記者負有教育的責任，要把每一位讀者都教育成國家優秀的國民。對此，記者們怎麼可以說媒體不能救台灣呢？

現在有不少媒體記者，喜歡站在先入為主的立場，對人做試探性的採訪。像是這一次尼泊爾大地震，有一個記者就來詢問我們佛光會的工作人員：「你們對尼泊爾大地震會怎麼樣救助？」

這個工作人員面對問題，倒也直率有理，反問他說：「這是你們做記者應該去了解的，救災人人有份，為什麼你們不去救濟，而要來問我們呢？假如這一件災情有牽涉到國際，你應該要去請教政府，如內政部，問他們應該要怎麼辦？或者詢問專業救濟單位紅十字會，他們應該要怎麼辦？我們一個民間的小團體，就是救濟了以後，也會有一些報導批評，說我們什麼帳目不清、舞弊貪污、圖利錢財。做善事反受侮辱，我們也禁不起這種傷害，所以現在我們會自己去救濟，也不希望有什麼報導，我們隨心隨力，能做多少就算多少。因此你問我的話，恕難奉告。不過，社會的好事壞事，政府、媒體人和一些有心人士應該知道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你可能不知道，他可能也不知道，但是因果不會不知道。」

總而言之，讓我們對媒體建立起信心，認為媒體是公平的、公正的，讓媒體成為台灣人向真善美邁進的學習目標，這就是「媒體可以救台灣」了。（20150508口述完稿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