貧僧有話要說五說 我的自學過程

貧僧有話要說 五說 我的自學過程

文/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

大師與全國校長分享自學經驗。 圖/人間通訊社提供

大師與全國校長分享自學經驗。 圖/人間通訊社提供

貧僧一生沒有進過學校念書,不要說沒有小學畢業,我連幼稚園的畢業證書都沒有,但這不表示貧僧沒有讀書學習。所謂「活到老,學不了」,貧僧到了這把高齡,因為眼睛看不到,還要徒眾輪流讀書給我聽。

回憶幼年,貧僧沒有受過學校教育,也沒有完整的家庭教育,但生性有一個「自我教育」的性格。所謂「自我教育」,就是「自覺」,覺察到自己需要學習做人,需要學習做事,才能成為有用的人才。

所以,回想起幼年時期的我,應該是一個有禮貌的孩子,跟隨外婆,經常在各個佛堂走動,好像在周遭的人事,也從來沒有人責罵過我或嫌棄過我,他們都喜歡我這個小孩。大概貧僧的幼年也有討人喜歡的條件吧!

記得我幼小的時候,聽外婆在佛堂裡唱的詩歌:「善似青松惡是花,看看眼前不如它;有朝一日遭霜打,只見青松不見花。」又例如〈因果偈〉說:「善有善報,惡有惡報,不是不報,時辰未到。」時隔八十多年,至今,當時唱詩歌的那許多情況,如同還在我的目前。

我雖是一個男孩子,但我喜歡做家務,掃地、洗碗、燒火,甚至於偶爾做一點簡單的飯菜,非常勤勞地從事家庭工作。因為家貧,不得不幫助父母解貧救難,還在幼童時期,我就喜歡揀拾人家丟棄的廢物,像杏仁的子、李子的核,人家吃了就不要了,我把它聚集起來,賣給中藥店,也能換幾個零錢。

我也經常早晨揀狗屎、晚間拾牛糞,狗屎可以做肥料、牛糞可以當柴燒,還記得換來那幾個小錢給母親的時候,她非常的歡喜,我也很高興。尤其在十歲那一年,七七蘆溝橋事件發生,家鄉給戰火燒得面目全非,房屋也都燒光了,到處都是瓦礫。我和另外一些同伴,就從那些瓦礫中,挖掘一些鐵釘、銅片,也可以賣幾個錢。現在回想起來,也算是一種資源回收吧。

那個時候,倒也不是完全為了賺錢,我想,人生就是一種學習,自己不能像一般的兒童可以到學校裡念書,但我可以學習做人、學習做事,也不算荒廢童年的時光。

我在初出家時,雖然年齡只有十二歲,但也不是全然無知,可以說,也能認識幾百個漢字。那都是從不認識字的母親,在我講話錯誤、說話不當的時候,告訴我正確的語言應該怎麼說而認識的。我也曾經上過幾天的私塾,應該幫助我認得幾個字。

出家的時候,師父跟母親承諾可以給我念書,實際上,當時身處硝煙彌漫的戰區,僧團也一樣三餐難繼,平時也沒有人提讀書這件事。偶爾有一位老師要來上課,敲鐘集眾時,大家反而奇怪的相互問道:「為什麼要打鐘?有誰來教課呢?」

其實,教我們的老師也沒有學過教育,可能也沒有讀過什麼書籍,只是年齡比我們大、參學時間比我們久,我們都尊之為老師。有時候為我們上課,寫黑板的板書,連位置都不適當,教書時解釋詞彙,也感覺到不很高明。儘管如此,我就從不高明的教學中,學習到自己以後應該要怎麼樣寫黑板、怎麼樣解釋課文的詞句。所以我覺得,有好的師資,固然是我們學子的福氣;沒有好的老師,只要他正派、擁有知識,從不高明、不究竟裡,也能學到一些道理吧。

現在回憶起來,貧僧在棲霞山寺七、八年的歲月,課程確實有些講不好,有的太深奧。例如,老師跟我們講「如來藏」、「十八空」、「八識二五五」,我完全聽不懂意義,或者講《因明論》、《俱舍論》,我聽了真是如聾若啞。記得有一次,老師教我們寫作文,題目是〈以菩提無法直顯般若論〉,很慚愧,就是現在叫我來講說,都非常困難,更不要說那個青少年的我不懂得這個意義了,只得去別的書上抄錄一些來應付交卷。

老師批示下來:「兩隻黃鸝鳴翠柳,一行白鷺上青天」,我還甚為得意老師批了詩句給我。後來學長跟我說:「兩隻黃鸝在叫,你聽得懂牠在叫什麼嗎?一行白鷺鷥在空中飛翔,你了解是什麼意思嗎?」我說:「我不懂。」他說:「所以老師講你寫的是『不知所云』。」我慚愧不已,不敢再隨便亂說。偶爾也會有一些作文,我從其它的書上抄寫下來應付老師,老師又批示:「如人數他寶,自無半毫分」。自覺這種抄襲,給老師視破了,從此以後,再也不敢抄襲別人的文章。

在棲霞山參學期中,不准外出,不准看報,佛學經文以外的書籍,當然更不可以碰觸了。但有一次在路邊,見到一本不知道誰丟棄的《精忠岳傳》小書,彩色的封面,畫著岳飛跪在地上,他的母親在他的背上刺了四個字「精忠報國」。這四字,好像觸動了我的心弦,我覺得做人應當如是。後來,我把「精忠報國」的理念用於生活,忠於工作、忠於承諾、忠於責任、忠於信仰。現在回想起來,《精忠岳傳》就是當初第一本對我啟蒙的書籍了。

老師教的佛法,我雖然不懂,但是在圖書館裡,有一本黃智海著作的《阿彌陀經白話解釋》,讓我看得真是忘我入迷,覺得佛教真好,原來有一個淨土極樂世界,那裡面有自然界的美景、社會人事的和諧,所謂「七寶行樹」、「八功德水」,那麼美好莊嚴、那麼和樂安詳,實在是人生的天堂啊!對於修行學道,就感到更增加信心了。

貧僧非常僥倖地,在十五歲的時候就登壇受比丘三壇大戒。戒期中,除了睡眠不夠、飯食不飽,老師的打罵以外,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感受。假如說有的話,就是覺得在受戒期中,什麼苦難、什麼委屈,一切都是當然的,因為自己正在受教。想來,貧僧能熬過青少年時期遭受的專制、委屈,主要的就是靠著自己把打罵、責難都視為是「當然的」。

在受戒之後,除了偶爾課堂裡的學習,我就更加投身於苦行的行列。挑水、擔柴,光是行堂,每日三餐為人添飯、洗碗,就做了六、七年。在大陸,嚴寒的冬季,每餐在冰冷的水裡洗幾百個碗盤,手掌都凍裂破綻,還可以看到鮮紅的肉塊。要再下水洗碗,實在痛徹心肝,但除了忍耐以外,又有什麼別的辦法呢?所以,回憶起人生,忍耐苦難,實在是青年學子學習的增上緣。如果有人越是能經得起刻骨銘心的苦難,能夠忍受得了,他必然越是能夠成功。貧僧覺得,發心苦行也能開悟。

貧僧在棲霞山受教期中,自覺有三次最為受用:

第一次,抗戰初期,棲霞山的鄉村師範學校撤離到大後方(重慶)去了,所有散落的書像《活頁文選》,在路上遍地皆是。後來,我們把它揀回來,成立一個小型的圖書館「活頁文選室」。佛書我看不懂,就看小說,從中國的民間故事《封神榜》、《七俠五義》、《梁山伯與祝英台七世因緣》,一直看到《三國演義》、《水滸傳》,甚至於《格林童話集》、《安徒生童話集》、法國大仲馬的《基度山恩仇記》、小仲馬的《茶花女》,乃至英國《莎士比亞全集》、蘇聯托爾斯泰的《戰爭與和平》、印度泰戈爾的詩集等許多大文豪偉大的作品。雖然還是一知半解,但從中也是獲益無窮。

第二次,除了眼睛看書學習以外,耳朵也很幫忙。那許多年長的前輩,他們雖不是很有學問,但講起佛教來,歷歷如在眼前,往事、歷史,聽得我如醉如癡、心儀不已。例如:圓瑛法師和太虛法師結拜兄弟,仁山法師的大鬧金山,「洞庭波送一僧來」的八指頭陀,清涼寺靜波老和尚的種種軼事,印光大師的《文鈔》,弘一律師的才子佳人等等。

第三次,最重要的,應該是禮拜觀世音菩薩的體證。承蒙佛菩薩的加被,讓貧僧從少年的星雲,而可以一躍為青年的星雲;從無知的佛子,到對佛法深刻體會的修持,從愚癡懵懂,而慢慢知道一些般若智慧的訊息,這大概是受益最大,我應該感謝諸佛菩薩的慈悲恩德了。

十八歲那一年,也是抗日戰爭的末期,我到了焦山佛學院,貧僧應該懂得自學了。每個月我發行一本刊物,內容都是自己手寫的,並且把它命名為「我的園地」,讀者只有我一個人。內容包括卷首語、社論、佛學講座,也有散文、小說、詩歌,甚至編後記。因為都是自我抄寫、自我練習,文字的力量深深的刻印在心版上,這對我後來寫作,對多方文體看起來都能應付,應該關係很大。

尤其這個時候,胡適之的《胡適文存》,梁啟超的《佛學十八篇》,王季同的《佛學與科學的比較》,尢智表的《佛教科學觀》、《一個科學者研究佛經的報告》,以及《海潮音》、《中流》月刊,對我也幫助很大,我每讀到好道理,都把它記在筆記本上。甚至魯迅、巴金、老舍、茅盾、沈從文等當代文學大家的作品,也讓我非常嚮往,乃至陳衡哲的《小雨點》、冰心的《寄小讀者》等,我都受了一些影響。

在焦山授課的老師就不像過去簡單了。我記得有當初太虛大師門下第一佛學泰斗芝峰法師,有北京大學教授薛劍園老師,有善於講說《俱舍論》的專家圓湛法師,還有一些老莊哲學、四書五經,甚至於代數、幾何等課程。我在那一、兩年中,如飢如渴的飽嚐法味。一有空檔,還有一些小文、小詩投稿在鎮江的各個報刊,給予自己的鼓勵很大。

我在焦山,除了寫過〈一封無法投遞的信〉給我生死未卜、不知何在的父親,以及〈平等下的犧牲者〉,還寫了一篇〈鈔票旅行記〉,雖然自己沒有用過錢,但是貧僧有一個頭腦、有一點新思,真好像自己開悟了一樣,學什麼都感到得心應手。

在焦山期間,還有半年就能畢業,因為對院方的改制不滿,我放棄了畢業典禮,寫信獲得家師的同意,在民國三十六年(1947)冬天,帶我回到祖庭大覺寺禮祖,並且在鄉下一個學校裡做一名小學校長,讓我學以致用,給我一個「做中學」的試驗場所。

甚至,後來到南京擔任短期的住持,對於過去青少年期間學習的叢林規矩,加以運用,讓自己不至於荒廢時光。就好像海陸空三軍一樣,我參學過佛門的律下寶華山學戒堂,宗下金山江天寺、常州天寧寺的禪堂,教下焦山定慧寺的佛學院等,雖沒有深入,也都能沾到一些理事圓融。影響所及,現在貧僧也自己能做戒師了,在佛光山多次傳戒,對於有些規矩也能做一些改進,這不能不歸因於當時參學各宗各派時扎下的基礎。

在南京只有短短一年多時間,我和道友們在華藏寺提倡「佛教新生活運動」,以白塔山辦《怒濤》雜誌的經驗,就推動起革新舊有的佛教,向新佛教邁進一步了。這也算開拓了我的思想,成為我走上弘法利生的最大助緣。

來到台灣以後,雖然貧僧不是什麼很高明的人,但樂於與人同享知識。在中壢圓光寺掛單的時候,就有不少的人,三、五人一組,由我跟他們講授國文、淺顯的佛經。尤其民國三十八年(1949)的時代,在新竹青草湖台灣佛教講習會(佛學院)擔任教務主任,一面教學相長,一面服務行政,一面率領學生修持。邊學邊教,一個學期忙下來,應該消瘦不只七、八公斤,可見貧僧對教學的熱忱和用心了。

後來到了宜蘭,貧僧不會音樂,但我為大家做了許多歌詞,如:〈弘法者之歌〉、〈快皈投佛陀座下〉、〈西方〉、〈鐘聲〉、〈佛化婚禮祝歌〉等;我不懂文藝,只是稍懂一點文學,卻在宜蘭開起文藝班授課;也是有限的佛法,竟在那裡講經開座,弘法利生。

漸漸的,經常有各界人士來拜訪,見到我,教書的老師,談一些教育的經驗;商界人士跟我談經營買賣的過程;軍人來了,講一些軍中戰爭的情況;政治家也會說一些政治的人我是非……,這是因為那個時候,正是大陸一些學者、專家、名流集中到台灣來,他們也不容易找到對象談話,知道在宜蘭雷音寺小廟裡,有一個能與人對談的和尚,所以就來找我談論了。

我得到他們的教導,和一名學生一樣,每天有很多的老師好像送上門來似的,教我學習百科全書。我就這樣跟著大眾學習,把社會當為學校,不要說「三人行必有我師焉」,可以說,任何人都可以做我的老師了。

這些學習,讓貧僧感到,眼睛像照相機,耳朵像收音機,鼻子好像偵察機,舌頭好像擴聲機,身和心的聯合作用,就可以隨機應變,人身也就好像是一部機器,在思想上可以自由運轉了。

從這些點點滴滴,貧僧感到學習的不只是學問,而且是要具體的實踐。好比貧僧最拿手的是煮飯菜,而參與最多的卻是建築,要建房子得先從搬磚、搬瓦、挑砂石、拌水泥等著手,必須實際去工作,而不是只在旁邊口說動嘴。

民國五十六年(1967)的時候,因為一位初中畢業的木工,為我在高雄建設普門幼稚園的因緣,我就帶他一起到佛光山來開山。這位木工就是蕭頂順先生,雖然只有初中畢業,但非常聰明伶俐,他和我都沒有學過建築,也不會畫圖,我們就在地上用樹枝比畫,討論要多高多長。就這樣,從開山初期到現在,幾十年佛光山的建設都是他們原班人馬,沒有換過。他自己家裡祖孫三代,後來也都在這裡一起參與建設。

我也因此跟著他們一起工作,從釘板模、綁鋼筋,甚至最早叢林學院的道路、龍亭、大雄寶殿丹墀,到後來靈山勝境廣場等,鋪設水泥的時候,還都是貧僧和佛學院的學生們用鐵尺一格一格劃出來的。

至於典座做飯菜,那就等於一名小廚,一定要先從洗碗、洗盤,洗菜、切菜開始,然後才能動鍋動鏟,慢慢成為給人接受的廚師了。
 
貧僧雖然沒有受過什麼教育,但是喜歡教育,也倡導教育。就在不久前,全台灣一百七十多位大學校長到佛陀紀念館來開會,教育部指示貧僧和全部的校長講話;接著我們的南華大學林聰明校長、佛光大學楊朝祥校長,也要貧僧跟他們全校師生、幹部講話。我以自己的經歷,講述自學、自覺的學習過程。

自學是孔子的教學,所謂「學而時習之,不亦說乎?」自覺是佛陀的教法,所謂「自覺、覺他、覺行圓滿」。也是這些自學、自覺的經驗,成就了現在貧僧的行事、貧僧的思想、貧僧的觀念、貧僧的做人處事、貧僧的舉一反三、貧僧的理事圓融、貧僧的僧信平等,甚至對於佛法妙理的體會,讓貧僧的一生都感到非常受用。(二十說之五,2015.3.26口述完稿)